澳门新葡萄京棋牌手机版 【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南 广东自贸区“负面清单”:应全面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导读  此次的服贸协议是继CEPA广东协议后针对服务业开放的又一份协议。这意味着,2014年率先在广东省对港澳的服务业开放,政策设计层面已经扩展至内地全境。这也就是说,民众在内地享受香港、澳门企业的服务,理论上已经成为可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戴春晨
广州报道  香港的牙医诊所或许很快就能建在内地居民的家门口了。  6月1日,2015年签署的《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和《内地与澳门CEPA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统称“CEPA服贸协议”)正式执行。  在这两份协议及附件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内,港澳方面公司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的部分事项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同时,调整对港澳服务业提供者的部分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专业服务、医疗、电信、海运、会展、合作办学等行业进一步向港澳开放。当日晚间,国务院发布相关决定称,暂时停止参照执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审批规定。  CEPA指的是中央政府在2003年分别和香港、澳门签订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自推行以来已经签署多份补充协议。此次的服贸协议是继CEPA广东协议后针对服务业开放的又一份协议。这意味着,2014年率先在广东省对港澳的服务业开放,政策设计层面已经扩展至内地全境。这也就是说,民众在内地享受香港、澳门企业的服务,理论上已经成为可能。  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博导、教授毛艳华认为,随着港澳服务业“北上”的范围扩至内地全境,不仅有助于将粤港澳服贸自由化经验推广至内地其它省份,也有助于实现港澳资本、服务优势和内地产能、市场优势的互补。同时,随着国家部委、各级政府相关法规条文的完善,内地对港澳服务业的开放将更有深度、走向更高水平。  港澳服务业扫清“北上”法规障碍  国务院6月1日晚间发布的一项决定,恰好是CEPA服贸协议起步的“及时雨”。这项决定以“暂时调整”的方式,将和港澳服务业提供者相关的审批事项更改为备案制,“暂时调整”的还有涉及港澳服务业提供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调整范围包括《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等七大条例文件的部分条款,囊括电信、国际海运、中外合作办学、营业性演出、会展、民用航空业等七大行业。这恰好与CEPA服贸协议附件的部分限制性条款相对应。  毛艳华对记者表示,港澳资本在内地市场参照外资管理,其管理措施的调整涉及到法律法规的修改和相关部门的事权,因而此次国务院采取“暂时调整”的方式,临时性为CEPA服贸协议的施行扫除法规条文的障碍。预计下一步国家法律和相关条文会被修改,协议将获得更有法律效力的授权。  国务院前述的决定文件中亦指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将视调整情况,及时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作相应调整,建立与协议要求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中山大学的另一名学者、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南长期研究CEPA。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国家部委的规章制度由于具体标准不同,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兼容,使得CEPA的开放变成“大门开、小门不开”,缺乏操作性,因而需要各部委、各级政府的协调推动。  内地面向香港、澳门服务贸易的开放走过了一条由一省试点到全境推广之路。2014年,中央政府分别与香港、澳门签署协议,决定在毗邻港澳的广东省试行“服务贸易自由化”。这是CEPA的第11份补充协议,三地通常称之为“CEPA广东协议”。  2015年9月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八次会议透露,这一年上半年,香港对广东实际投资增长22.5%,广东对香港实际投资增长39%;上半年,在广东省备案的香港服务提供者投资8.26亿元,粤港服务进出口总额达238亿美元。  张光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粤港澳服贸自由化的优势,在于实现了广东与港澳经济的双向促进。香港、澳门优质的专业服务、资本推动促进广东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大亮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广东制造”的优势再造;而反过来,广东市场带动香港专业服务等支柱性产业的发展,同时扩展了澳门在博彩业之外的产业空间。  而如今,国家显然希望在内地其它省份复制广东与香港、澳门的“双向促进”。  专业服务有望在内地服贸市场率先突破  CEPA服贸协议正式施行后,“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模式也由广东扩及内地全境。  由此,内地对港澳开放服务部门将达到153个,涉及世界贸易组织160个服务部门的95.6%。其中62个部门实现国民待遇,比CEPA广东协议增加4个部门。使用负面清单的领域,限制性措施仅120项,比CEPA广东协议负面清单中132项限制性措施减少12项,其中28项限制性措施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使用正面清单的领域,新增开放措施28项。不同服务部门中,涉及资格互认的专业服务、医疗等领域的开放程度最高,多为国民待遇;而金融服务领域多以正面清单形式出现,开放程度较低。  毛艳华表示,不同行业开放程度不同,反映了政策设计者思路中的风险把控意识。从广东的经验来看,职业资格互认、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已经取得较大进展,而香港、澳门的专业服务亦是内地急需的,因而有望在内地服贸市场率先突破。而金融、电信等领域风险大,政府管理压力,或长期以正面清单形式出现。  因而,CEPA服贸协议将以负面清单嵌套正面清单的形式,探索进一步开放的路径。  港澳服务业的“北上”,其实质是港澳标准的“北上”,这被寄望于推动内地市场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毛艳华强调,内地过去拉动经济增长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制造业领域的开放,而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开放程度比较低。因而,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点。  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持续提升。今年1-4月,服务进出口总额达2570.2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达18.9%,比2015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  毛艳华期待的是,在CEPA服贸协议框架下,内地探索对港澳的负面清单管理措施,为内地承接更大范围的外商投资贸易积累经验,从而对接国际通行的投资贸易准则。  根据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的规划,全国要在2018年执行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适用的市场主体包括外资。当前,已有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设立自贸区的四个省份试行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内地的优势在产能和市场,港澳的优势在服务和资金,如能通过准则统一连成整体的市场,将极大有利于三地企业共同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毛艳华说。

【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南
广东自贸区“负面清单”:应全面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稿件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4-12-31第7版 | 作者:卜凡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5-01-04 |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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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广东自贸园区的总体方案尚未出台,但促进粤港澳深度融合将是其核心使命,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其中一大抓手。  广东官方在自贸区获批消息出台后提出,广东自贸园区将通过在CEPA框架下扩大对港澳开放、破除准入后的隐形壁垒和政策障碍、自贸园区自身体制机制的创新,进一步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不久前,商务部与香港和澳门就两地在广东与内地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签署协议,这份协议一改过去十年CEPA及其补充协议皆以“正面清单”模式向港澳开放的做法,首度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方式签署。  为何会有这种转变?而广东自贸园区如果将要制定“负面清单”,它与上述“负面清单”有何不同?21世纪经济报道日前专访了主持内地在广东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负面清单”编写的专家、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南。他认为,广东自贸园区的“负面清单”应该是升级版,160个服务部门可有限制地全部开放。  CEPA优惠待遇面窄  《21世纪》:内地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靠CEPA来实现。但十年来,CEPA的补充协议签订了十份,但尚未形成香港服务业大幅北进的局面?  张光南: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截至2014年4月30日,香港工业贸易署仅累计签发2793份《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平均每年260份。而且在CEPA覆盖的52个服务行业中,市场调研服务、社会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体育服务等20个行业的签发数量为零。目前香港共有30.2万家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的服务业中小企业,切实享受到CEPA优惠待遇的不到1%。  《21世纪》:为何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张光南:这就是所谓的“大门开了,小门不开”,“小门开了,玻璃门还在”。也就是说,CEPA的实际开放度低于文本开放度。现实中,CEPA开放对某些部门的资产规模门槛要求较高,存在服务贸易“小门”,而内地复杂的营商环境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玻璃门”也影响港澳服务业投资。  CEPA信息不透明,条文不明确也影响开放度。因为CEPA主要做原则性和框架性规定,对细则部分并未做详细解释,导致港澳企业进入内地时面临政策的不确定性。如CEPA规定“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独资形式在内地建设、改造和经营饭店、公寓楼和餐馆设施,”,但对饭店的经营范围和是否参照国民待遇并无明确说明。  此外,审批程序繁琐也是重要原因。CEPA项下的服务审批权除旅游和交通等少数部门的部分业务可由省级单位审批之外,大部分审批权仍在中央相关部委,审批环节多,耗时长,费用高,影响港澳服务业者进入广东的积极性。如在内地开设港资医院需经过中央和省市各级卫生部门、外经贸部门、商务部批准,以及医院所在地的国土、消防、环保等部门审批,办齐所有手续须数月甚至数年。  《21世纪》:这些基本上是港澳企业在准入前会遇到的障碍,这些企业进来之后的情况怎样?  张光南:进来之后面临的主要是产业知识产权、法治环境以及国民待遇、申诉沟通渠道等方面的问题。比如在申诉沟通渠道方面,虽然CEPA第十九条中规定“双方将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安排》在解释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委员会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但未具体规定“协商一致”的争端解决方式。  广东自贸园区负面清单要“再升级”  《21世纪》:这些是CEPA由“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模式转变的原因?  张光南:“负面清单”是对CEPA的升级。商务部日前与香港和澳门就两地在广东与内地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签署协议,且主要是以“负面清单”模式,所以可以说,广东率先基本实现了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21世纪》:如何理解所谓的“基本实现”?  张光南:这主要是从开放广度上而言。根据上述协议,广东服务业对港澳开放部门将达到153个,占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分类标准160个类别中的95.6%,超过95%就是基本实现了。此外,就“深度”而言,通常认为,若对港澳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即可认为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然而,上面谈到过,CEPA开放度存在“协议高开放,执行未落实”问题。根据商务部方法和Hoekman方法计算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开放度分别为93.1%和65.6%。这两种计算方法均基于“协议文本”开放度评估,无法体现CEPA实际实施开放度水平。  《21世纪》:刚刚获批的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若制定“负面清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与上述协议中的“负面清单”有何不同?  张光南: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负面清单虽说开放度超前,但还只是一个基本版。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若制定“负面清单”,应该要在这个基础版上升级。  我建议在广东自贸园区内,开放160个部门,即100%开放服务贸易所有部门,只对36个部门施加一定限制。主要限制的行业是:国家安全类、公共管理类、信息安全类、金融管理类、行业法律壁垒类、意识形态类。开放程度接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所列示的负面清单。  除了在对外投资管理方面实行“负面清单”外,还要着力制定政府权责“正面清单”,以开放促改革。以宪法、法律和部门行政法规为依据,简政放权为原则,明确划定市场与政府的职责范围。对于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国内法规,应遵循以GATS相关规定为基础,以无实质贸易投资障碍为准则,设立各级相关政府部门有关工商注册登记、行政审批、牌照发放等经济领域的政府权责正面清单。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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