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尹建文发现今年订单量比去年稳定,有些企业甚至还有增长,招人相对往年也要容易一些。他介绍,协会会员企业有230多家,从去年到现在关闭的会员企业不到10家。  制造业需求不振、订单下滑的苦日子过去了?  深圳小企业主曾明(化名)最近很疑惑:作为生产和代加工MP4的企业业主,今年开年后,他发现订单量莫名地增多了。在参加了一次同行聚会后,他找到了答案。  那次聚会上,他惊讶地发现少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一问才知道去年一批同行企业关门了。  曾明的订单量与去年同期相比翻倍,现在每个月的销售额超300万元。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去年大环境不好,一些工厂要么不开要么转做别的行业,竞争对手变少了。”  可惜,即使订单增多,也并不意味着盈利增加。  日前,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深圳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讲座上表示,中国制造业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和过繁的政府审批等门槛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际,过去那些依靠低附加值和廉价劳动力来支撑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不断地减弱。  在中国制造业重镇“珠三角”,这一现象尤为突出。虽然高端制造业在崛起,不少企业接单接到手软,但是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仍然在节衣缩食,试图熬过冬天。  由于对成本非常敏感,部分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继续走在将工厂撤离珠三角核心城市的道路上。与此同时,珠三角内部的大整合渐成潮流。一些大体量、领军型的科技型企业加速在该区域内部重组和调整,比如,将研发总部放在深圳、生产基地搬到地价相对较低的地方。  在结构转型的浪潮冲刷下,无论企业主们意愿如何,他们无可避免地将被卷入。这一过程中,悲喜交加的故事不断上演。  “每分钟都在亏钱”  电子业是珠三角支柱性产业之一。曾明已经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5年了,但是对明年的业务前景仍很茫然。  他吃不准明年形势会怎么样。他在考虑,要不要跟随身边一些企业主朋友的步伐,将工厂搬到成本更低的城市。  对于很多中小企业主而言,想到“往外挪一挪”的时候,很少会选择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国家。  深圳市电子行业协会的林波(化名)对本报记者表示,“企业搬去东南亚国家,虽然说会降低用工成本和租金,但是需要考虑政局的因素,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困扰,比如说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工人加班意愿不强等。”  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被深圳这些企业主视为理想的迁入地——厂房租金和人力成本相对便宜,且距深圳只有两三个小时车程,物流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但东莞也不是万能的。随着珠三角经营成本的整体上升,东莞的一些企业主也在考虑将厂房搬到租金更便宜和人力成本更低、用工更稳定的内地城市。  东莞一自动化设备制造商陈铭(化名)感叹,经营成本上升得太快了,如果他不是本地人,也想把工厂外迁了。  陈铭的工厂现有两三百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30多位,每人月薪1万多元;普工工资也在3000元左右。  工厂已经连续亏损两年。2014年,陈铭的公司亏了300多万元,去年亏了500多万元,今年到现在月亏损30万元左右。  让人意外的是,亏损是在手握大量订单的情形下发生的。  虽然比去年下滑了三成,但是今年每个月的订单金额仍有3000多万元。然而在刨除人力成本、原材料等之后,利润所剩无几。  陈铭面临着和许多中小型企业同样的窘境:在收入上,有些老客户的报价多年没变,竞争又太激烈他不敢加价;而在支出上,人力等各种成本持续上涨。  “订单接得越多,亏得越多。”他说。  本报记者从珠三角多家企业了解到,不少工厂都存在这种情形:接订单只是为了维持工厂运转,而非赚钱。  陈铭说,春节工厂放假歇业期间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不仅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而且醒了之后不用眼睁睁地看着工厂每分钟都在亏钱。  为了支撑现在的工厂,陈铭卖掉香港的房产,套现了1800万元。  和记者聊起这个话题时,他显得有点难堪:“我也看过很多报道知道当下的情况,用卖房子的钱来开工厂有些傻,但是实在不甘心就此关门。”  和陈铭类似,很多还开着工厂的企业主除了现实的考虑之外,也有着浓厚的实业情结。东莞市电子行业协会秘书长尹建文告诉本报记者:“只要有单子接,即便亏一点,大家也都坚持着。”  持续迁移  尹建文在走访中也发现,今年东莞部分电子企业虽然暂时没有关闭在本地的工厂,但是受内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吸引,去内地城市增设了工厂。  在外界担忧这座曾经的“世界工厂”地位不保时,也有区域经济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产业结构转型阵痛中必经之路:肯定会有一批不符合转型条件的工厂被清出去。这些工厂,尤其是小的电子产业、来料加工厂等,或再往内地走,或搬到东南亚、非洲,或关门。  来自当地官方的声音也强调,行业有进有出,实属正常。  去年年底,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副局长吴柏安告诉本报记者,如果一个工厂关门,人社局很快会协调好后续事宜,释放出来的劳动力70%很快能解决就业。并且,经过他们部门处理的企业数据都比较平稳,没有大的变化。他补充道:“一些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工厂和一些外资企业虽然关门或迁走了,但是一些高科技、大品牌公司也在崛起。”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说,附加值低的传统制造业处在产业链的底端,对成本很敏感,它们的利润空间不足以支撑高成本,因而采取的搬离路径都是从高成本城市向低成本城市走。  各显神通  一味撤退不是办法。它们的另一条路是往产业链的上游走,从对成本敏感的、单纯的制造环节向技术研发升级。  不过,资金让很多传统制造业中小企业主的升级梦想还未腾飞,便已跌落。曾明和企业主朋友们喝酒聊天的时候,发现80%的参与者都认为,企业要想有所突破,资金是最大的难题。  投吧,怕打水漂。不投吧,早晚会关门。这是个两难的命题。  也有人在瞅准行业后投入巨额资金,放手一搏。  许明旭此前在揭阳开了七八年的工厂,生产电缆。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触控屏行业,判断其应用前景广阔,就开始生产手机和电脑触控屏,先后投入一个亿。这笔资金主要用于从台湾购买先进设备,以及引进20多位研发人员,包括在台湾销售点上班的2位博士。  现在回想起来,许明旭庆幸自己走了一步正确的棋。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当时一狠心就重新创业了。我们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生产工艺好,目前在华南地区鲜有对手。”  如今,他已经成功转向高技术行业,他的新公司广东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为揭阳政府对外重点宣传企业之一。  更多的中小企业主只是谨慎投资,小心翼翼地试探市场对新产品的接受程度,或者另辟蹊径:抱紧高科技企业的“大腿”,寻找合作机会。  生产3D传感器的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奥比中光负责人黄源浩告诉记者,身边有不少从事制造业的朋友羡慕他所在行业的诱人前景,但是奈何技术门槛高、投资资金庞大,退而求其次想做他们的代工厂,或者做配件提供商。  从美国回来创业的黄源浩完全感受不到上述企业主们经历的寒意。现在,他最大的烦恼是如何尽快完成应接不暇的订单。  值得一提的是,附加值高的科技型产业在珠三角核心城市工业中的比重正日益加大。  今年一季度,深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6%和11.9%,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75.8%和67.3%。广州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45.3%,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对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达71%。东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也分别高速增长13.3%和17.0%。  深圳工厂关门的更多?  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珠三角正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珠三角内部的大整合渐成潮流,高科技企业在这个区域内重组和调整中担当主角。  上述深圳电子行业协会人士林波常年与中小企业打交道。他感觉今年经营状况并未好转,企业对短期的看法也不乐观。很多出口型的企业抱着希望去参加展会,如果能接到单,就有续命的资本,但是即便续命了,也担心维持不了多久。  而在东莞,尹建文发现今年订单量比去年稳定,有些企业甚至还有增长,招人相对往年也要容易一些。他介绍,协会会员企业有230多家,从去年到现在关闭的会员企业不到10家。  针对上述两种不同的感受,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对记者分析:“这几年,华为的终端公司从深圳搬去了东莞,东莞市政府也从其他地方引进了一些大型高科技企业。这些巨量级的企业一过去,就把周边的中小企业都搞活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主要是升级,从低端的加工制造升级到为高端的产业提供零配件。”  他说,而对于迁出地深圳的企业来说,更多是转型,要么是转到第三产业,要么是将工厂迁出深圳了,所以工厂关门的看起来比较多,但其实深莞两地都是在往好的方向走,都是在顺应当地的发展趋势。  2012年,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注册了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2014年9月,中兴通讯斥资百亿在广东河源建研发生产基地。2015年11月,比亚迪与广东汕尾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将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等6个项目。  今年5月份,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在2015年成为东莞营收和纳税第一大户的消息传出来后,引发了外界对深圳制造业的忧虑,“华为跑了”、“中兴跑了”等言论甚嚣尘上。  随后,深圳市市长许勤公开澄清。据媒体报道,5月29日,许勤表示,中兴、华为等企业不仅为深圳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更是深圳对口支援广东东部地区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华为、中兴不会离开深圳。  宋丁也认为,大企业将制造环节迁出深圳,是重新进行战略布局和产业调整的结果,也有利于珠三角区域的整体发展。“珠三角内部整合的最大好处是,充分利用原有的产业平台,企业腾笼换鸟的成本低,政府政策的落实也非常快。”他说。  城市定位谋变  2008年,广东开始实施“腾笼换鸟”战略,即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腾出产业调整、升级空间。  由此,当地政府对东莞市的战略定位也发生了变化。  2015年,东莞市明确提出了城市发展目标——“建设国际制造名城、现代生态都市”。东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罗永峰说,从“世界工厂”向“制造名城”的转变,就是从来料加工型、生产车间型向创新驱动型、品牌生产型转变,是更加注重品牌化、科技化和美誉度的产业链转型升级。  而深圳,在土地资源紧张和工业“肥水”溢出的背景下,究竟是该坚持以工业为主导,还是应该转向服务业?  几年前,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刘国宏曾经就深圳企业出现外迁趋势做了一项调研,“最后政府还是认为应该牢牢抓住制造业的优势”。  尽管没有大力扶植,深圳第三产业发展势头依然迅猛。  深圳本地有一种意见认为,2020年,深圳的第二产业比例可能下降到35%以下。而如果第二产业比重降至35%以下,意味着深圳的产业发展变得不均衡。  刘国宏认为,经济孵化是个天然的过程,与深圳GDP总量接近的新加坡工业比重已经跌到了25%。“一味地说保留工业用地和工业体量,是不现实的。但从城市的健康发展角度而言,深圳市政府还是要维护一定的工业体量,还会向工业有比较多的倾斜。”

在“不升级就被淘汰”的市场压力下,东莞当地企业主们大多已经踏上了技改之路,从过去政府拉帮式的被动技改转为主动去适应市场竞争,即便是对未来订单不确定的企业也小心翼翼地尝试在部分生产环节投入改造资金。

新一轮的工厂倒闭潮,这是事实,不假的。和媒体说的差不多。
在广东,超过百人的工厂都算大厂,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些中小厂,我身边有七八家今年都关了。
这只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新旧更替的时候,有企业倒闭就有企业开业。
面对珠三角工厂的新一轮倒闭潮,每位多少有所关联的当事人,都能倒出自己的一肚子观点。有人绝望、有人观望、有人死守、有人离场,也有人并不担忧。
从深圳到东莞、再到广州,每座城市都有着自己需要处理的具体问题;从电子、印刷到家具、服装,每个行业也有着自己的规则。真相无法穷尽,也尚需时间来证明,但冰山一角,在当地却随处可见。
今冬的珠三角,湿润温暖中却透着阵阵寒意,生计已不是茶桌上讨论的主题,未来才是。
今年非常难
南部沿海,许多人的脸上挂着焦躁与迷茫。工厂关停,工人离开。东莞4000家工厂倒闭珠三角1亿多工人今年或提早回家过年一个个有些骇人的新闻标题,多少还是影响到了当地人的心情。
一线城市的命运总是相似,在深圳,车辆限购已近一年,北部新区热火朝天在建。曾为特区经济腾飞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些老工业区,如今早已溶入城市化的高楼大厦中,不见昔日踪影。
我们间接的感受是,深圳的产业结构转型主要在2013年和2014年比较集中,今年反而缓和下来了。苏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作为当地某工友服务中心负责人,她根据工人们的直接反馈感觉到,前两年工厂关停或搬迁的案例明显多于今年。
深圳这边,不少工厂都搬到东莞、惠州等地了,只留下一些大型企业的研发部门。这是苏媛得到的信息。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华为的研发部门留在深圳,其工厂拟搬迁到东莞。
市场颇似多米诺骨牌,东莞企盼着大企业,其中小型企业也开始了撤离。东莞经济最初由台资和港资带动起来,如今,不少台资和港资已陆续将生意迁至东南亚地区或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本土工厂搬迁的目的地则是长三角地区、内陆省份乃至非洲。
东莞的工业区比深圳容易找许多。这座城市简单明了:皂一工业区、皂二工业区、向西工业区、桥头第二工业区、桥头第三工业区这些公交站的名称,昭示着城市的根基。工业区内,如今随处可见厂房招租厂房转租工厂急招工等各种形式的留言和广告。
由于工厂密集,东莞几乎成为此轮被媒体定义为工厂倒闭潮的缩影与重灾区。
去年我们面临的是之前每年赚一百万今年只能赚二十万的问题,今年,是看不到未来的那种绝望。一位工厂企业主坐在餐厅,对对面的人努力压低声音说道。
对东莞经济有着十多年观察的张青认为,目前珠三角最大的问题是招工难。
到处都缺人,这是一个大问题。很多工厂往湖南、湖北、安徽那边迁,工资和这边差不多,工人就不愿意出来了。主作展会、熟悉多个行业的张青说,除非像大企业,仍然相对内地具有足够的工资优势。
张青几番要求化名,因为他觉得,东莞甚至珠三角地区的情况很复杂,他也只是个人观察,不能代表客观事实,拿不准的。
中国的劳工成本在过去五六年间翻了一倍,土地成本也涨了很多。珠三角大部分是中低端制造业,所以中低端企业的倒闭不可避免,很正常。但劳动力成本并不影响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云华对记者说。
于是,高新产业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不需要太多的人工成本。
对于一直按照传统思维经营的企业主们,这股浪打在了他们身上。
2008年金融风暴时,我还开了一家汽车礼品制造工厂,赚到钱,自己买地盖厂房。而现在,却经营不下去了。前不久,李嘉英刚刚关掉了自己位于广州的皮具厂。同样在今年,她的数位朋友也陆续关停了各自位于广东不同城市的企业。
李嘉英不禁对记者吐槽: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我觉得,今年是非常难的。即使在当地有人脉都很难。
投资要谨慎了。这是不少珠三角企业主们的共识。 转型中的阵痛
东莞市寮步镇。一位男工跨在自行车上,斜靠着电线杆,保持这个姿势刷了近一个小时手机。他说,自己做了5年的厂子搬迁到了江西,他不想跟着去,因为那里举目无亲;可又不愿早早回家过年,便刷刷手机,看附近镇上有没有其他招工信息。
这里,以前下午下工时,非常热闹,好多工人,现在变得冷冷清清。他一边对记者说,一边低头刷手机。现在新厂很不好找。他喃喃道。
街边便利店的本地老板对他说:你到别的镇子去看一看吧,那里可能工人还多些,这里今年(行情)不好,我的生意也跟着受影响。
东莞有4个市辖街道和28个镇,五星酒店密集,豪车遍地,确实是一个能吸引大众眼球的神奇之地。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东莞总是时不时能出名。当地人会非常认真地抛出这个问题。
在这座曾被戏称为性都的南方小城,当地人很少直接做生意。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极速发展的年代,村委会将土地集中起来,租给港商、台商、接着是本地老板、外省老板,村民们每年坐收份子钱,早早奔了小康。
这两年确实不太景气。前几年每年每个人能分到五位数的份子钱;最近两年,反正我家每人只能分到几千块。在东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80后女生这样说。
曾经密集繁荣的中小企业,浩浩荡荡地平铺在东莞的每一座小镇上,带来了金山银山,让这里一度成为珠三角兴旺发达的缩影。这个冬天,东莞正在经历的萧索,似乎也是在传达着珠三角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
这种萧索,在工业区繁多的镇上尤其明显。从寮步、大岭山,再到厚街、虎门。
工人走了,企业主也走了。曾在东莞打工5年的刘宏对记者说,我想自己当企业主,东莞那边的企业主也正好关厂了。
如今在北方老家,刘宏与当地政府对接,成立了一家小型加工厂,自己创业虽然辛苦,却自在踏实。
东莞产业结构转型其实从前几年就开始了。东莞政府想吸引一些大企业进来,比如华为。张青说。但他承认,相对来说,这轮关厂潮对东莞的影响确实蛮大的,许多工厂或关闭或搬迁。像刘宏之前的企业主那样,将自己的工厂迁回老家的,不在少数。
东莞的很多工厂都搬迁到内地去了,那里有相应的对接政策。在东莞,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批不符合政府转型条件的工厂被清出去。这些工厂,尤其是小的电子产业、来料加工厂等,或再往内地走,或搬到东南亚、非洲,或倒闭。张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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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成本压力
时不时地,李嘉英还会想起1998年工厂刚成立时的辛劳及其带来的兴旺。
工人最多时有两百多人。要知道,在广东,超过百人的中小企业就算大厂了。她对记者说,关掉工厂时,只有七十多名工人了。她不舍得关掉苦心经营十几年的厂子,但我们真是赔不起了。
今年她感觉到,与同行坐在工厂一起喝茶时,气氛明显沉重许多。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难。没有更好的语言了。
问及自家工厂面临的主要困难,她说:经济不景气、钱难收;而且工人的人工太贵了。
我身边工厂做得好的,十家里,只有一两家,起码七八家都是赔本或倒闭。我们就是赔不起(才关厂的)。她说。
在关掉自家皮具厂之前,工厂每个月的人工成本支出约四十万元。想想看你又能生产多少东西出来?她说,而且90后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常常做两天玩一天,和以前的工人风格非常不同。
做皮具生意,工人的工作量不是计件、而是按天数计算,一天做一个和做一百个,要给工人同样的钱。
同时,随着国家对外出务工人员、即农民工的保障政策愈发完善,李嘉英无法让工人像七八年前那样加班、同时低薪。
这两年人工涨得太快了。现在工人都要4000元月薪,我们都要给工人上社保、医保。同时,还要给工人休节假日以及每周休息一天。这个是不可能做下去的,对于我们这些传统的中小企业,不加班就等于没钱赚。她说。
虽然停掉了工厂,但订单还是时不时会来。即使这样,李嘉英也不愿意重开工厂,实在是各种成本费用都太高了。
所以,对于老客户,她会到其他地方寻找工厂。为加工背包,她还曾一度跑到福建泉州。
前不久到东莞,也是为此。最终在当地找到一家小工厂,只有十几个工人。人少,人工就低,要先生存下来,走一步看一步,少做一点就少亏一点。这是李嘉英认可的、在当下正确的小企业生存技能。
东莞市虎门镇,是服装企业聚集地。作为东莞三大镇、广东四小虎之一,虎门今年的情况虽然不很差,但同样不乐观。
一位曾在当地做生意的企业主对记者透露:今年是比较难做。他认为,现在企业不太好经营,一个重要原因也同样是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带来的企业经营相对困难。
现在的工人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可以拼命给你工作,还会主动要求加班。现在,让工人多做两个小时,工厂就要被罚钱。同时,产品价格还卖不上去。当老板太辛苦了。他说。
在刘云华看来,人力成本的提高是大势所趋。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比较高了,工资不能这么低。所以我们就不该要这些(只依靠低人工成本)的产业了,我们就该让它走掉。
未来在哪里
人工成本的增加,无疑成为此轮珠三角淘汰赛的重要筹码。在东莞市辖区,有一站公交站名为诺基亚。今年上半年,曾盘踞在这里的诺基亚清场撤离,曾引得不少工人一番唏嘘。与此同时,新建的高新产业园,正满怀期待地喜迎大型企业工厂的到来。
需要很高的利润和产值才能坚持下来。李嘉英还听说,不少与她家差不多情况的企业,有实力、做得好的,都选择向长三角地区转移,因为那边有优惠政策。
凭着世界眼光的优势,不少港资、台资企业已将工厂迁至东南亚。这让不少本土老板颇为羡慕。
李嘉英的一位做CD碟片厂的朋友也刚刚暂停了自家生意,以后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
而找到方向的资本,都已迅速找到了新的定位:回乡、股市、互联网+、高新产业。
刘宏感受到了回乡开厂的政策和环境便利。相对沿海,内地的经济还是需要劳动密集型企业来拉动的。而且人力成本没有珠三角地区那么高,工人还都是本地人。增加的,无非只有运输成本。
刘云华也亲见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企业向西北内地方向转移的趋势。
一些企业主在迷茫之中将钱扔到了股市里。他们知道干实业现在无法赚钱了,就把手头的钱放到股市,赚到钱之后,就更不想干实业了。一位在东莞跑酒店与房地产线的媒体记者说。
仍然想做实业的,希望跟上潮流。资本雄厚的,投资高新产业,用机器代替人工;思想大胆的,投资互联网+。可我发现很多老板其实并不了解互联网+,只是盲目跟风。这位记者说道。
与张青一样,这位记者同样不愿透露姓名,但理由不同。作为外省人,又因为媒体从业者的谨慎,他曾亲见东莞的帮派砍杀,虽然完全与他无关、虽然近两年来情况好了很多,他仍心有余悸。
然而,他并不打算离开东莞这座频遭误解的小城。
市政府在城市最核心的位置辟出一大片绿地建公园、市政设施,这在其他城市是不敢想象的。所以其实这里很宜居。他说,政府现在做的产业转型是什么走向,其实很多老板心里都明白。外地企业好做打算,本地企业比较不容易动,因为牵连更多,不敢轻易动。
有时,张青会不禁思考:如果大家都不想当老板了,那工人也就不好找工作了。那以后工人去哪里打工?
的确,工人们也在被迫另作打算。在深圳,一些民间工友机构在组织工人进行服务行业培训,以帮助离开工厂的工人转入服务业,以更适应城市转型后的需要。在东莞和广州,同样的培训也在尝试进行中。
距离虎门镇30公里的大岭山镇,家具厂云集,多为台湾老板投资建设。如今,不少台资撤离,工厂易主、搬迁、关闭变得稀松平常。这里的工人们一面责怪跑路的老板什么保险都没给上、工伤也不管,另一面又有些怀念先前晚上能加班4小时的实际收益。
现在,企业主也不赶你走,每天不给你事情做,也不让你加班。等你熬不住了自己走。一位家具厂工人说。这位来自四川的工人已在这家家具厂工作了近15年。
未来在哪里,工人们不知道,工厂企业主们也不知道。多年研究产业结构转型的刘云华认为,企业转型可以考虑三种出路:要么往内地走,同时将企业做简单升级;要么自己设计中高端产品;要么购买国外产品或品牌。
珠三角必须做出这个转型,这个过程会比较痛苦,可能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刘云华说。
在这股阵痛中,寮步镇的便利店店主已经等不了了。他准备过完这个春节,转掉店面,带着妻女到人多的地方做些别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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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几乎都在抢工人,临时工的工资翻一倍还不一定能招到人。这种情况下我们靠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减少用人,去年到今年高精密设备投资2000万元左右。”近日,东莞主营手机零部件生产的广东杰思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易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技改东莞样本:机器换人后人才更缺

虽然这个金额不低,但是无论他愿意与否,技术改造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产业工人紧缺、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技术更新换代等重重压力下,企业正在重金投入,加大技改投资,推动转型升级。

近日,第一财经记者走访了制造业重镇东莞,这个城市正在摆脱对低端制造业的依赖、急需技术改造。在“不升级就被淘汰”的市场压力下,当地企业主们大多已经踏上了技改之路,从过去政府拉帮式的被动技改转为主动去适应市场竞争,即便是对未来订单不确定的企业也小心翼翼地尝试在部分生产环节投入改造资金。与此同时,技改之后带来的人才挑战也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工业1.0和3.0并存的局面需要技改

技改,顾名思义是指企业为实现技术进步、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等,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更新和提升,实现内涵式发展。显然,企业要想提质增效升级和持续稳定增长,技改意义重大。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技改政策,以提高工业竞争力。各地政府也在纷纷响应。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数据显示,2017年1——7月,东莞市工业技改投资180.7亿元,同比增长43.4%,比去年同期提升36.2个百分点。今年1——7月,武汉技术改造投资达637.36亿元,增长1.2倍。同一时间段,四川省全社会技术改造投资累计完成3984亿元,增长17.8%,技术改造投资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安徽省技改投资也完成3955.8亿元,增长14.2%,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今年1——7月份,制造业中技改投资47576亿元,增长10.3%,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5.5个百分点。转型升级方面的投资增长较快,也意味着制造业投资结构优化在持续推进。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信息部部长郑宇劼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今年上半年全国整体经济都不错,技改投资增长快是很正常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上半年GDP381490亿元,同比增长6.9%。7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用两句话概括上半年经济运行的特点:一是稳的格局更加巩固,二是好的态势更加明显。

澳门新葡萄京棋牌手机版,郑宇劼说,近年来技改备受重视,因为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某些传统产业不仅技术欠缺,设备水平也不行,需要通过技改来促进转型升级。

不久前,郑宇劼去东南部某省份调研服装行业时,发现当地该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和设备自动化水平偏低,有的粘连环节还是人手。他说:“中国的产业水平是多层面的,你能看到很落后的,也能看到很先进的。工业1.0、2.0和3.0同时存在,不像德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整体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一致。”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技改是中国特有的专有名词,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提升现有的技术,“假如之前你是做出口的,现在想转成做内需,那么生产线直接转过来是不行的,必须得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卖到美国的产品适用电压是110V,卖到国内适用的电压是220V,生产线就不能直接转化。”

另一个层面是新技术的投入。林江解释:“比如说,过去生产线生产电子元器件,现在企业打算利用这个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做成品或半成品,跟过去相比就是升级了,这种升级过程就需要技改。”

技改不仅包括引进新设备和工艺,也和研发密切相关,不少企业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林江说:“技改当中包含研发的元素。研发必须结合技术才能成为技改,不能单纯地说研发属于技改。此外,技改也涉及到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建厂房。不能单纯地说建厂房不属于技改,比如原来是通用设备,现在要改造成专用设备,过去的厂房不适合了,要改造成新的厂房,那么这个为技改配套的建厂房也能算做技改投入。这是个广义的概念。”

技改效果立竿见影

目前,东莞拥有12万多家工业企业,涉及30多个行业和6万多种产品的完整制造业体系,电子信息等5大支柱产业和家具等4大特色产业。

东莞中低端产业集中,这几年一直在大力推动技术改造。就拿经济强镇之一的厚街镇来说,今年一季度全镇工业投资增长29.6%,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高达125.7%,工业生产延续回升态势,规上工业增加值34.97亿元,同比增长7.5%。

厚街镇政府的一位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今年一季度技改投资增幅翻倍,虽然是因为一些大项目的拉动,但是这几年包括厚街在内的东莞各个镇都在持续进行技改,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有很强的积极性。

曾经是“世界工厂”的东莞更早地感受到了技改的迫切性,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技改之路。

2000年左右,东莞就提出“一城三创五争先”。其中,“一城”是指现代制造业名城,“三创”是指要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发展体制,创新发展能力。但是到了2005年,产业政策才真正开始实施。东莞市委党校教授查日升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忆:“2005年,东莞开始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技改,当时提出‘5个东莞’,其中有一个就是‘科技东莞’。”

当时,“民工荒”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词开始出现,全国范围内呈现“劳动力短缺”,在珠三角尤为明显,人力资源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逐渐热烈起来。东莞也面临土地紧缺的局面,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拿地不再那么容易。双重压力下,当地企业迫切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技改上想办法。

查日升说,东莞这几年的技改投资一直保持增加的趋势,因为人力成本上升,企业招不到人,就需要加强智能化、信息化和自动化这三块,这三块就涉及到技改。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服装品牌东莞市以纯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劲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公司在投资1000多万元对总仓库进行智能化、自动化改造后,原来需要几十人搬上搬下的仓库现在只需要人通过电脑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让工人工作更轻松些,留住工人。

在位于厚街镇的企业楷模家具的一个车间,厂长周文学在嘈杂的机器声中指着簇新的设备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这些设备便宜的都要70多万元,比如说烘边机;贵的要几百万元,比如说进口的数控排钻打孔机。这些都是今年买的,虽然花了差不多2000万元,但是我们订单量稳定,生产就没停过,花这笔钱值得。因为光是从节省人力上来说,一台机器就能至少替代3个工人。”楷模家具这几年持续大笔投资,购买新设备,进行技改。

政府支持力度节节高

东莞技改如火如荼的背后,是当地政府扶持力度的步步走高。今年年初,东莞市政府在2017年市政府“一号文”中正式提出“倍增计划”,具体内容包括安排3亿元资金,专项支持企业倍增发展;统筹每年全市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的20%,专门用于解决试点企业发展需求;鼓励试点企业以“工改工”措施提高土地利用率等20条政策“干货”,力度之大,在全国制造业城市中罕见。

“倍增计划”一个突出的亮点是,除了根据各个企业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去制定个性化的扶持政策外,还拿出一批适用于所有试点企业的普惠政策,但是扶持力度在以往产业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加倍。

上述计划发布后,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梁维东也公开表示:“东莞要有能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落实‘一号文’,实现产业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倍增。”

不少企业已经拿到了政府的真金白银。楷模家具总经理李震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我们今年做的这些技改项目涉及机器换人,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如果我们的软硬件是从东莞本土企业购买,可以补贴15%;如果从外地企业购买,补贴要少一点,但也有10%。”

机器换人是当地技改的主要方式之一。东莞早在2014年就在全国率先启动“机器换人”行动计划,并设立2014——2016年2亿元每年的普惠性扶持资金,设立2亿元省市共建中小企业融资租赁专项资金等。

技改东莞样本:机器换人后人才更缺

根据东莞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31日,申报“机器换人”专项资金项目2698个,总投资约386亿元,项目数和投资额均为广东省第一。项目完成后,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2.5倍,产品合格率平均从86.1%提升到90.7%,单位产品成本平均下降9.43%,相对减少用工近20万人。

传统企业主羡慕技改对于高新企业的影响

楷模家具成立于2004年,三四年前由于家具业行情低迷开始加大技改投资。虽然新设备让他们在节省人力和提高效率上尝到了甜头,但是他们也受困于家具行业的特殊性。

李震说:“我们在生产上有些环节还是要靠人力,对设备还不能太依赖,因为家具还是传统的行业,有些环节机器没有人工做得好看。”他指着办公室的桌角举例说,桌角人工可以打磨得很圆润,机器就很难。

除了工序不及一些高新行业好改造之外,部分传统行业的企业主也羡慕技改对于高新企业更大的影响力:花费可能更少,增加的利润可能更多。

东莞高新技术企业国邦清洁设备公司是个典型的例子。该司今年除了购买了供研发用的测试精度之类的仪器,也引进了一套新的生产流水线。这套流水线用于装配他们的设备,成本并不高,十万元左右,但是作用不小。

该公司生产组织部负责人刘全光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人力至少减少了3个工人,我们部门原来有10个工人。一个工人工资4000元。社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个月公司给个人交的社保是500多元,加上个人交200元,一共700多元,再加上伙食和过节福利之类,一个月一个工人要五六千元。”

刘全光仔细算下来,仅仅从节省的人力成本考虑,购买这套流水线后,大概5——6个月就收回了成本。

节省的人力成本还不是大头。刘全光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以上,以前一天只能装20台,现在能装32台以上,产能扩大了一半。一台销售价在2万元左右,一天就能增加24万元,一年下来差不多能增加1个亿的销售额。而与传统制造业比起来,我们的产品附加值肯定高很多。如果在生产设备和工艺上做些大的改造,在价值和利润增加的幅度会远超一些传统企业。”

从被动技改到主动出击

那么,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新企业实际技改进展如何?电子信息业是东莞支柱性行业之一,该市电子行业协会秘书长尹建文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电子行业内的高新企业大多是在做自动化,这几年来他们很多人都在了解怎么技改。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估计七成以上已经进行了技改,技改的范围涉及软件和硬件。

电子行业内的传统产业企业在技改上顾虑得可能要多一些。尹建文说:“电子行业内也有一些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人手多。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技改主要是在设备这一块,上新设备或机器换人。但是和家具等一些传统产业类似,改起来比较麻烦,工序做起来没有电子自动化这一块好改造,很多相关企业不太愿意。”

除了不太好改造之外,这些企业也顾虑到技改的投入和回报是否成正比。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技改需要大范围地更新设备,设备好点的要上百万元,一般的也要几十万元,企业主可能会忐忑:投了这么多钱,什么时候才能回本?而如果多请几个人,也没多少钱,一个人一个月不过三五千元。

尹建文说:“这些企业不少是代加工,怕订单不稳定,担心投资技改后的效益。不像高新企业,竞争力强,不怕没有订单。”

不过,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改的迫切性更强,加上来自同行的技改压力,无论企业主愿不愿意,都开始踏上技改之路,技改正从被动走向主动。

尹建文发现,大部分会员企业都在往这个方向走,即便是资金紧张或对未来订单状况不太确定,也谨慎出手了,比如说在某个工序上先技改,购买少量的生产线,节省人手。

他也发现,有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甚至加大了在技改上的投资,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因为经济大环境有所改善,订单变多了,从厂房的空置率就能看出,前年东莞还有空厂房,但是今年几乎看不到了,厂房现在比较好出租。当然,除了经济好转,也有部分原因是深圳的一些企业搬过去了。”

人才挑战

随之而来的是人才的挑战。一位早几年就将工厂从深圳搬到东莞的电子行业企业主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技改后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提高,需要更高素质的技术员操作新的、先进的设备,比如说要编程,而以前是工人看着机器运转就行。“而且,现在使用过程中随时要根据产品的要求或者工序来更改编程,这种人才在东莞不太好招。大工厂品牌搁在那,要好招一些,小工厂需要的人少,招起来也快,像我们这样不大不小的工厂最难招。”他说。

楷模家具也遭遇同样的困扰。李震说:“传统制造业在新设备、新软件上的应用人才匮乏。我们过去只注重对工人师傅的培养,没有花精力储备这方面的人才,现在就只能从外面招,但是市场上这样的人才比较少,不仅仅是在东莞。这是个小众领域,虽然学软件的人一大把,但是用在家具行业的不多。”

他补充道:“接下来,我们在技改上的投资应该会保持稳定或适度增长,不会增长太快。否则如果走太快了,我们自己也跟不上。”

从2011年起,东莞每年投入10亿元,大力实施“人才东莞”战略,并将高层次人才分为五大类:特级人才、一类人才、二类人才、三类人才和四类人才。这五类人才均能在住房、税收和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优惠和便利。

2015年年底,东莞市人力资源部门起草了5份人才政策文件,涉及到普通的技能型人才。新政包括:12类人才入户东莞门槛再降;由市财政每人每月最高资助5000元,安排就读国际课程班的高职、中职学生到境外高等院校实习交流3——6个月;企业自评人才入户,将员工入户决定权下放给7类企业;对开展技能人才评价的企业,每个评价工种补贴3万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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