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观察学习中国蚕农的养蚕方法  1859年,意大利探险家卡斯特拉尼先生为探寻中国优质的蚕种、研究中国养蚕业的历史与方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湖州东苕溪畔逗留数月,实
地考察了湖州地区养蚕业,记录了许多珍贵而详实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形成了最早的意大利文版《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一书,将中国传统养蚕业的实
践经验传到欧洲。该书是中意蚕桑文化交流的结晶。基于此,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来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形成
中、英双语的版本并予以发行。这是丝绸之路在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是一直被尘封尚未被世人所知的一段历史,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意大利人考察地的考证  根据日记记载:“意大利人暂居的地方是位于绵延群山末端的一座小山上的一个简陋寺庙。在山顶环顾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向西是湖州城,城里有一座尖耸似鸟喙的塔”。从文中所述,可以推断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湖州城的东边,而湖城东边的山,有毗山、西山、升山。  日记记载:
7名意大利人中,有一位摄影家,名叫贾科莫·卡内瓦,他是意大利早期的著名摄影家之一。日记中精选了22张他来中国所拍摄的照片,这也是这些照片第一次在
中国出版。其中,有几张是探险队所在寺庙周边所拍摄,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记载。在照片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是很高但是连绵的山体,牌坊、古桥、河
流、古庙等等。  笔者根据书中所刊发的珍贵照片和文字说明,拜访了湖州佛教学会慈满会长,据他对湖州寺庙的研究,可以推断出,此地基本上是在西山。笔者又拜访了对曾经居住在西山附近的村民、老人和学者,从古桥、牌坊等标志性建筑,都说,这就是西山。  据史料记载,西山是西余山的简称,系天目山山脉向东延伸段之余脉,故称西余山。西余山自古以来有东海之滨第一高峰之称,有“九里西山十里漾、三
潭九井十三庙”之美誉。它东西走向,长1000多米,宽500多米,山顶有四个山峰,主峰海拔91.6米。山体常年苍松翠柏,山花烂漫,泉水叮当,鸟语花
香。山体四周被西山漾、塔荡漾、草荡漾、三角漾和百合港怀抱在碧波荡漾的水系当中,犹似天然大盆景。西余山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圣地之一,整个山体犹如仰卧在
水面上的一尊大卧佛。故此,西余山是一个具有浓厚江南水乡特色的集山、水、湖、田及佛教、道教为一体的旅游圣地。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悠久的灿
烂文化。  西余山山体植被非常丰富,常绿为主,混生落叶,四季季相变化明显,可谓“春时山花烂漫,生机盎然;夏日山林碧绿,青翠人怡;深秋山果硕硕,红叶
满岗;寒冬披素挂银,雪海茫茫”,景色蔚为壮观。山顶更是登高望远之佳处,日出云海,太湖白帆……尽收眼底。据考证:早在二千多年前,西余山就有“酎金失
国”的掌故,众多名人学者隐居于此,众多达官贵人的灵柩安葬此地,留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民间传说。如:在西余山的顶部、南坡、东侧曾有气势雄伟的将军坟、
赛皇坟、尚书墓;在西峰上曾建有烽火台,相传是古时传递军事信息情报之建筑,经千百年的风吹雨林,这些古迹现已面目全非。  吴兴以东,山水清远、湖漾密布,西山乃历史上文人墨客留恋之地,西山漾不仅是南太湖塘浦浦圩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有环太湖旅游城市中独特
的湿地景观旅游资源,也难怪宋朝周密在其名著《吴兴园林记》中有这样的赞誉:“天下山水之美,而吴兴特为第一,诚非过也。”集生态自然、历史悠久、文化深
厚等各种优势于一体,以西山和西山漾为核心的西山漾生态景区由此应运而生,成就了吴兴东部新区华彩无限、不可多得的一大自然生态景观。今日的西山,已经是
浙江特色小镇—丝绸小镇的所在地。这一段150年前的蚕桑之缘,为丝绸小镇建设又添上了厚厚的一笔。  意大利人来吴兴考察的艰难之旅  赵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他在为《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所作的序中说道,“我们没有想到的是,1859年春,居然还有几位意大利
人曾经来到湖州,其中有养蚕专业的商人卡斯特拉尼,还有欧洲著名摄影师卡内瓦,他们记载的湖州当年的丝绸故事,成为湖州丝绸的极好见证,也成为中国蚕桑丝
绸的珍贵资料。
”  或许,这也是吴兴人第一次,和意大利人之间的蚕桑文化交流,一次美丽之缘。  日记记载,在当时,清朝政府允许欧洲人进入的各个中国口岸,但要深入腹地(是指口岸以外的地方),是无法实现的,当欧洲人偶尔想冒险岛内地短途
旅行,无一幸免会被抓捕,押送回领事馆。卡斯特拉尼先生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我的居留是一个法律上的例外,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直到清帝国的法律改变
之前,从来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  比萨大学历史系对1859年期间的中国探险作了深入研究,19世纪中期意大利的丝绸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是法国丝绸产量的三倍之多。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生丝都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当时,家蚕微粒子病已肆虐多年,重创了地中海沿岸的养蚕业,致使意大利在地中海盆地丝绸生产的
霸主地位一去不返。对抗蚕病的唯一出路,就是前往还未传染到微粒子病的养蚕地区购买健康蚕种带回意大利培育。  探险队最初定于1858年春成立,除了解决资金问题,更面临着严峻的官僚及政治阻碍。因为,在中国,此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
(1856-1858)战事落幕,要获得中国当局关于探险队入关、滞留和自由行动的授权与支持,更是复杂难办。
1858年7—9月间,探险队利用各种资源游走于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基本奠定了政治与外交基础。  1859年1月11日,探险队搭乘“加尔各答”号汽轮从里雅斯特起航,前往加尔各答。而后兵分两路,卡斯特拉尼与他的助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
船,于3月9日到达。同时,他们尽快联系了远在加尔各答的佛莱斯特,要求他尽快抵达上海。
4月14日,借助法国领事给与的不可或缺的授权,卡斯特拉尼出发,途径杭州,前往湖州。卡斯特拉尼先生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克服了清帝国法律所造成的重
重障碍之后,
4月16日,我和我的同伴们终于在一座寺庙中居住下来。在那里,我用了50天的时间,观察当地人如何养蚕以及在养蚕过程中用到的技术。”  日记记载,法国领事DeMontigny先生对此次湖州探险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穿戴着代表他官衔的服饰亲自陪卡斯特拉尼到湖州。为了避免引
起任何怀疑,他在寻找蚕种的过程中尽量行事低调,以学习令所有欧洲人钦佩的古老的中国养蚕知识和技术为理由,因此得到了上海道台和湖州知府的批准,也使卡
斯特拉尼成为第一个法律下的例外。  吴兴人与意大利人的蚕桑之缘  一方是新兴的意大利近代蚕桑专家,另一方是有着几千年传统蚕桑文化的中国农民。归咎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这场科学实验最终沉寂于历史深处,渐
渐为人们所淡忘。而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尘封已久的往事,也为我们传承数百年前湖州的桑蚕技术提供了教科书般的详实内容。更重要的是,新书出版将是中意丝
路文化交流的新站点。  这是一次中意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社会形态及价值、文化的差异,使得这本书与一般农书不同,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看到他们眼中的中西科学文化差
异。比如,用蚕筷轻柔地捡夹刚孵化的蚕,卡斯特拉尼就表示不太乐观,“如果一个欧洲人想模仿中国人的这种方式,我肯定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在东学西渐上,
他有着十足的信心,中国养蚕法累积了悠久的历史经验,必将会得到欧洲人的主动学习。“毕竟,我的目的是要观察中国人的做法,但就算到最后真的什么新的或重
要的方法都没发现(虽然在我看来这不带可能),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结果。”  卡斯特拉尼在西山上的寺庙建立了一个养蚕实验室,他通过上海市长要了一名养蚕专家,还雇佣了3名当地蚕农。他主要进行三项养蚕实验:一项完全按
照中国传统手法饲养,一项除了传统手法之外加入使用炉子进行人工加热技术,一项完全采用意大利养蚕法。每日的精确操作和手写纪录将这三项实验做出全面的科
学对比。同时,经常拜访山下平原的蚕农,将两国的养蚕过程进行对比研究。日记中关于养蚕的详细记载,更印证了卡斯特拉尼和他的团队的专业和敬业精神。  正如赵丰馆长所言,这是对湖州传统养蚕技术和风俗的极佳史料,这也是对于作为丝绸之乡的湖州的真实图像纪录,更是对于近代史上中西丝绸蚕桑文化交流的一段极佳回忆。  这是一次中意之间的情感互动交流。当卡斯特拉尼初到寺庙的消息散播开来后,迅速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好奇心,每天都有一些当地群众去看他们,正如日
记所记载的,“我们像是被展示给当地民众的新奇的动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满足好奇心的狂欢”。而后几个月的走访、研究中,渐渐和当地民众融洽相处。在蚕
茧丰收的时候,日记这样记载到,“养蚕结束所获得的巨大的丰收,使整个家庭无比兴奋,我也不再是以前那个白皮肤的恶魔,而是一位受欢迎的贵客,被邀请参加
庆祝活动。”在他定期走访一家养蚕农户时,日记这样记载到,“当我请他向我展示他们是如何快速地准备稻草蔟时,他眨眼间做好一个,并笑着以惊人的幽默将它
放在我的头顶上。我假装对此并不生气。”  几名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在吴兴这座西山寺庙里,一待就是数月,虽然最后的结果没有达到最初出行目标,但是成就了这一段奇幻无比的旅程,更成为
吴兴人民和意大利人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卡斯特拉尼在日记中多次说到中国人民的厚道、淳朴,“持之以恒、准确判断、无比耐心一直都是中国人崇高的美
德,但我肯定我们的蚕农是不能胜任这项任务的。”

5月27日,意大利帕多瓦省副省长法比奥€€布依先生率意中友好关系协会代表团一行5人来我馆参观、交流,馆长助理周€€全程陪同。

“8年前,我们号召村民发展蚕桑,政府还出台过补助政策,让人无奈的是,这个传统产业价格一直不稳定,在几次大起大落之后,几个养殖大村的蚕桑面积锐减,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养蚕户还在坚守着难舍的蚕桑。”和平镇农村农业办公室办事员曹明芳的话语里透露着惋惜。

除此译作之外,帕多瓦大学与我馆拥有多层次的合作,其为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的重要成员,拥有丰富的蚕桑研究资源,曾与我馆联合开展过蚕桑资源调查工作。

“赚头不大。”卖完蚕茧,何兴琴在家唠叨着这句话。一张蚕种可以产一担蚕茧,但是这几年蚕茧的价格波动很大,前年1600元/担,去年2100元/担,今年又降到1800元/担,根本赚不了多少钱。

法比奥€€布依先生谈到,中国是蚕桑丝织的起源地,意大利从丝绸之路引进了丝绸业,双方有很多共通之处,也会将我馆与帕多瓦大学的合作提升到政府支持的层面。

“近年来,因为无序竞争,价格波动大,致茧质日益退化,蚕农和整个茧丝绸产业受损。”提起养蚕业的遭遇,浙江省丝绸协会副会长、湖州丝绸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芳痛惜地说,有着“丝绸之府”之称的湖州,养蚕业越来越难生存了。

代表团首先参观了“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天蚕灵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从田园到城市€€€€四百年的西方时装”和“更衣记€€€€中国时装艺术展”,并近距离观看了汉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复原的织造过程,对国丝馆的展览、科研、修复成果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谈起衰败的养蚕业,作为湖州茧丝绸业带头人,凌兰芳也感同深受。他认为,这场养蚕业危机已处在去留的关键时期,考验的是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在资源配置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在市场监管方面,如何维持正常秩序,实施“优茧优价”政策。

参观之后双方在锦廊进行了座谈,我馆向法比奥€€布依先生赠送了《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一书,其原著为意大利乔凡€€巴蒂斯塔€€卡斯特拉尼教授,
2016年,由我馆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合作翻译完成中英文。19世纪中叶,在欧洲肆虐十数年之久的蚕微粒子病,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创意大利的丝绸生产,使其在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地位一去不返。为了寻找健康的蚕种,探索对抗蚕病的科学方法,意大利蚕桑专家卡斯特拉尼率领一支由7人组成的科考、商业探险队于1859年来到中国,在浙江湖州逗留近两个月,对该地区的养蚕法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进行养蚕比较实验,这些笔记构成了此书。这是反映湖州丝绸历史的重要见证,是中国丝绸历史的珍贵图像,更是中国意大利在近代丝绸科技文化交流的灿烂一页。

杭嘉湖地区是全国蚕丝和丝绸生产的中心区域。深处其中的长兴,素有“桑土既蚕”的美誉,尤其是太湖南岸和西苕溪两岸种植着成片的桑林,蚕桑曾是民间主要的家庭副业。

最后,法比奥€€布依先生为我馆题字:中国习主席提出“共建人类共同体”,我们应该加强合作,中国丝绸博物馆就是践行了习主席的倡议,感谢你们的友谊,感谢你们的友好接待。

除了价格波动大、养殖成本高之外,土地要素的制约也是蚕桑产业萎缩的原因之一。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农民集聚居住或上楼,蚕宝宝的“藏身之处”日渐变少。一般而言,1张蚕茧需要35平方米的空间,如果为养蚕专门搭建辅助性用房,目前土地资源紧缺情况下,手续似乎十分麻烦。种植桑叶的农地也受苗木、水果等经济作物挤占,大片改种。

作为“养蚕大户”,何兴琴家至今还保留着两亩多桑园。“桑树长在那里,就好像催着你养蚕。”何兴琴说,每年到了4月末,不养蚕就感觉缺了什么。但如今,望着手掌中洁白如雪的蚕茧,养了半辈子蚕的何兴琴心里却没底了:按照今年的收购价来算,饲养蚕种实在比不上在大棚蔬菜基地做帮工赚得多。

初夏,杭嘉湖地区春茧又开秤收购了。

养季蚕赚不到工钱

除了茧价什么都涨

不少农户觉得卖茧不合算,选择自己加工处理蚕茧,也就是“脱绵”,支撑了一大部分养蚕业。何兴琴今年留下15公斤蚕茧拉绵兜卖给城里人做丝绵被,一般而言,5公斤蚕茧能拉丝绵0.75公斤,蚕丝的价格是蚕茧价格的两倍。但拉绵兜耗时耗力,对农村养蚕的主力军“6050”来说,全部拉下来精力损耗很大。因此,即使这种自给自足的养蚕需求,也不会长久持续。

来自长兴农业局的数据显示,20年来,长兴的蚕种生产张数从1993年的61738张下降为去年的22326张,桑园面积也同比下降了53%,曾经是全县七大农业特色产业之一的蚕桑业的地位正在慢慢弱化。“去年,长兴蚕桑年产值5675万元,全县七大农业特色产业总产值39亿元,相比养蚕,老百姓更加愿意发展苗木、花卉、葡萄等效益农业。”县农业局蚕桑服务站站长李淦成说。

近年来,收购价格波动大,成本上升快,被认为是蚕桑种养减少的直接原因。在严水勤家,他算起一笔账:购买蚕种65元/张,用于消毒的蚕药5元/张,桑叶培育管理300元/亩,而喂养1张蚕种,起码要消耗掉半亩桑叶,此外还有农具折旧费等其他因素。如今,在江浙地区,劳动力成本不低,男工在大棚里干活要100元/天,女工要80元/天。而养殖春蚕需要约30天时间,以此推算劳动力成本至少要2400元,再加上前期计算的农资成本达到220元成本,已经是亏本状态。

两张蚕种,对于素有“养蚕之乡”美誉的长兴县吕山乡南杨村来说,曾只是九牛一毛。但在今日,何兴琴的两张蚕种却让她成为村上的养蚕大户。何兴琴今年45岁,结婚以后,她一直跟着婆婆养蚕。这20多年来,哪怕亏本她也没有中断过。

在长兴县和平镇庄里村,大多数散户养蚕人家还延续着传统的模式:一家留一个年长的,零星养一两张蚕种;家人则在上班前或下班后帮忙采点桑叶,最忙的几天里就请假一天半天。与其说养蚕是为了经济效益,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坚持一种延续数千年的传统。

经过一个月的悉心照料后,长兴蚕农何兴琴的两张蚕种终于“上山”,变成了100多公斤的蚕茧。本想着把蚕茧都卖给茧站,但是看到1800元/担的收购价时,何兴琴犹豫了,“怎么又降了。”

从这些年来看,蚕桑业似乎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边缘化,走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越来越多的蚕农们陷入迷茫:到底该不该继续养蚕?

走进严水勤家院子,只见白花花的丝绵兜正慵懒地躺在捆捆桑树梗上晒太阳。这是夫妻俩摘下20公斤蚕茧后,加班加点5天,将茧子煮熟、泡水、剥棉兜、晾晒干,准备为3个小孙子做丝绵被。“茧价太便宜还不如自己用。”严水勤说:“算上劳动力成本那还要亏本哩!”在两年前,他将自家的5亩水田出租给承包户种葡萄,一年租金收入3500元。平时,他和老伴在葡萄园里打打散工挣些烟酒钱。到了养蚕季,再侍弄半亩桑园,打发打发时间。$pager$

渐行渐少养蚕人

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嘉兴指数月度报告显示:嘉兴每担茧价在1680元至1850元间,中心茧价每担1750元,同比下跌16.2%,继2012年之后第二次出现春茧价格同比大幅下降。

“4年不到,水杉已经长到碗口粗了。”徐茉说,蚕桑的经济效益确实比不上苗木,但他还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还在坚持养蚕的人之一。“我们这一带世代养蚕,老祖宗传下来的可不能丢”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一年忙三季蚕,闲时总仔细擦拭蚕匾、桑叶娄、蚕架这些老物什,怀念以前村里人人“男采桑,女养蚕”的日子。

这两天,长兴县今年第一季春蚕茧收购渐近尾声。今年,长兴春蚕共饲养15490张,产出820吨蚕茧,蚕茧收购价为1800元/担,三个数字均比去年有所减少。

和平镇庄里村曾是“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的蚕区,当地还流行着“若得一季蚕,可抵半年粮”的说法。如今,沿着村道驶入,两旁农田挂满的是硕果累累的葡萄,或者枝繁叶茂的花木,再也难觅连片桑林的踪影。老蚕农徐茉显得忧心忡忡,他家门前的一片绿油油的桑园,也在4年前被水杉代替。

图片 1蚕茧价贱,让蚕农们一脸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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