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广深两地做制造业的民企老板们,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或是转让卖厂或是工厂倒闭,一把把的创业辛酸血泪史的故事,似乎一下子铺天盖地来了。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要保持什么样的态势才能顺利让工厂,换挡加速迈向新阶段?每个人眼中都有着不同的解读。文小姐的老板是个50多岁大叔,做海外订单代工的生意有20多年了,在龙岗有个150人规模的工厂,主要做日本童装品牌的代工生产,在接单后从厂里的原料开始生产到做成品出货,一般从日本客户下单,到最终出口货品,其中要经历大概6个月左右。“不单是今年,整体上这几年制造业的工厂难做,特别是制衣行业,人力成本高,原料等都在上涨,也难招工人。”她告诉记者,“现在工人90后的多,不肯吃苦,现在每个家庭都是小康生活,而之前做工比较久的80、70后的,很多都回老家了。”她说,其实在老板创业的时候也都不容易,他们都是从最底层做起来,从工人开始到跟单到做业务再到做老板,那个年代做一段时间自己出来单干还是赚到很多钱的,而有眼光的老板在龙岗就买了厂房所在的那片地。诸如此类过去10年在沿海城市很多做外贸的工厂老板们,很多都是做着外贸生意,享受到了行业上升趋势发展红利,突如其来的就暴富了。在目前整个行业已经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加上经济发展速度下滑,仅仅做代工赚钱是越来越难,有同样生产能力但是成本更低的选择地不仅仅是深圳和广州。事实上以往中国制造的服装被贴上“劣质、廉价”的标签,在经验性盈利向知识性盈利转型的大环境下,只是作为代工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据了解,像很多国际知名的快消品牌服饰,比如H&M、Zara等已经将在中国的大批量生产地转移到了人力成本更便宜的东南亚地区,专业人士建议珠三角的服装行业应走个性化、品牌化、高端化、定制化道路。尽管在大多数人眼中做实业越来越困难了,还是有新的创业者不断进入,在做海外品牌小订单的潮先生眼中的服装行业,仍然有春天。90后的他虽然是工科出身,但是靠着在外贸公司实习的杰出表现,机缘巧合进入了这个行业,用互联网的思维经营着他的平台,获得了上市公司一笔不菲的投资。“我们是个轻资产的公司,客户定位很清晰,就是瞄准海外的新兴、年轻的品牌服装的订单,然后派单给相应的供应商实现产品的生产,现在的买家已经不仅仅以价格为导向,而更看重服装的设计和质量,其中的市场机会和过去大不相同。”他说。潮先生搭建的平台目标是通过组建中国优秀服装制造商联盟,为国外服装品牌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一条龙”采购方案。打通整个服装行业的供应链,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商业资源,降低每一个环节的生产成本的过程并不容易,比如品类方面,需要寻找能够做裙装、牛仔、卫衣、T恤等多样产品的工厂,工艺角度,需要印花和刺绣都能生产,能够为独特性要求,做设计辅料叠加的供应商。虽然每一环节在潮先生眼中处处是难关,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起每个供应商的成本收费结构,适应小规模订单的生产需求,供应商能够自然实现订单内部分派,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定制概念。因为你做的事情已经演化成一种经常性生产的常态,和以前做大规模的来件订单一样,只是不需要流水线,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资源就能够满足客户需求。”潮先生说。虽然多年的外贸生意日渐惨淡,但是文小姐的老板并不太担心,他有厂房在深圳,尤其是龙岗的房价还在不断上涨。刚毕业没几年的潮先生还是对下行周期的外贸服装业充满信心,“我们解决的是海外品牌在生产需求中遇到的不能高效生产的问题,选择对了细分市场,就能创造价值,自然也就能赚钱了。”外贸服装行业的转型路上,除了卖厂房,能做的选择其实还有很多。

在服装公司柏仙多格轰然坍塌的一个月之后,中山老板谭志龙的贴牌服装工厂也关门了。

柏仙多格曾是中山市一个有着18年品牌历史的服装公司,今年4月,公司被爆出资金链断裂,留下多达193家上游供应商总共2.07亿元款项无法追讨,而这部分的供应商里80%都是像谭志龙这样的大品牌服装公司做贴牌的服装厂商。

贴牌服装厂商如今面临的困境或是国内服装产能过剩的一个缩影。在电商和快时尚的双重夹击下,下游的服装品牌公司如今大多面临去库存、频繁关店、销售呆滞的苦果,国内服装市场一年的库存按保守估计有4000亿元的规模,老牌休闲服装品牌班尼路截至今年一季度内地关店388家,美邦、森马去年分别关店220、391家。而站在这些品牌商身后,提供贴牌生产的服装厂正在成为服装业这轮洗牌的最后一个承压者。

货款收不回

贴牌小厂商被迫清算

240万货款违约已经足够让一家中小型的贴牌服装厂“死亡”。

7月的广州烈日灼灼,中山万瑞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志龙急匆匆地从中山赶来,手里拿着的是一份举报柏仙多格公司转移资产的材料。一个月前,他的服装厂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倒闭清算了。

“柏仙多格欠我们240万,老板走的没影子,把我们害惨了。”

谭志龙告诉记者,他的贴牌服装厂有数百名员工,由于近年外贸不景气开始给国内的服装品牌做代工,2011年,公司年销售额曾达到3000万元,跟柏仙多格的合作已经有两年了,他的工厂为柏仙多格生产并且加工一款女式针织上衣,结算方式为订货时支付总货款的30%、出货时支付60%、3个月后支付10%尾款,被拖欠的240万元正是出货款和尾款。

“上个月员工把我们告到了中山市劳动保障局,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啊,没钱发不了工资,债主还催债,银行也不愿意借钱给我们,只好清算了。”

和谭志龙一样,另一家为柏仙多格代工的牛仔裤贴牌服装厂也因被拖欠货款197万元而陷入了生产困境。在珠三角,利润低、成本高、融资难几乎是贴牌服装厂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他们的生存境况极为脆弱。

中商情报研究员钟智武告诉新快报记者,服装行业是广东的传统行业,数量之多在全国都有一定知名度,他们中多以代工企业为主。由于需求萎靡和电商的冲击,广州部分贴牌服装厂受品牌和渠道限制,生存状况堪忧。

在传统的服装产业链上,服装贴牌企业以做外贸出口为主,过去几年,他们曾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写下了辉煌的一笔,一些国际上的大牌服装公司纷纷来到中国寻找合适的代工厂。“贴牌生产”这种方式因为节省了大量的设计和推广费用,且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在当时受到了服装厂商的欢迎。

而随着近几年外贸出口的不景气以及人工成本的提高,许多靠外贸订单生存的贴牌企业纷纷转战内销,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品牌做代工,使得代工的利润再度被压低。“毛利率只有10%,去掉人工成本、租房等费用,净利润连10%都没有,很多时候都是在勉强养活我们这百来个工人。”谭志龙说。

转型电商

存亡之间的距离就是一个爆款

更多的贴牌服装厂商在谋求转型,他们从贴牌代工正缓慢迁徙至自主品牌的道路上,依托的主要手段便是做电商。

茵曼成功逆袭的故事不断地吸引着后来的从业者转型。80后的马雯现在便是一位女装电商创业者,对服装的热情和市场的敏锐让她决心投资15万元试水服装业,她与深圳市的一家服装贴牌企业合资成立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专门做线上女装品牌。

这家在深圳有着10年服装代工经验的服装厂曾经为国外高端品牌阿玛尼和巴宝莉代工,随着外贸订单的下滑,人工成本的高涨,老板罗勇甚至已经做好了撤离深圳的准备。

“人工费太贵了,我在深圳请一个工人的成本几乎都在4000元左右,而且还留不住人,厂房的租金也已经翻了两倍,和年轻人做电商是一种尝试,但说实话也是一种冒险。”罗勇说。

罗勇说的冒险指的是资金周转和品牌运营的风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好做,盲目的跟风者则只能做“接盘侠”。

在服装贴牌厂商中有一句话,不做电商死,做电商死的更快。事实上,电商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开店成本也在逐渐上升,新开的店铺如果不做推广和展示,很快就会淹没在茫茫网店中,而如果下本钱去做推广,则又要承担高额的成本。以淘宝直通车为例,首次充值要500元,根据关键词和点击率还得另外付费。

“身边有些厂商砸几百万下去都没有冒泡的,死的也很快,有些运气好,抓到一个爆款,销量几十万件,做好一个爆款一年都不愁了。”

传说中的爆款在淘宝上的特点就是收藏率高、购买率破万的服装单品,它们一般被冠以“某某明星同款”等标题。

淘宝上面,“范冰冰同款、全智贤等同款”就是最强大的生产力,在同行中谁快速反应并且生产出来谁就走在了市场的前面,拥有生产线优势的贴牌厂家也成了淘宝爆款的始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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