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税负重正引起最高决策层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最前,财政部网站发布了一则《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企业税费负担问题答记者问》,首次正式回应前不久社会上关于企业税费负担过重的大讨论。对记者提出的“有企业反映一年缴纳几百项收费”的问题,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政府成立以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措施,目前保留的中央级政府性基金减少到23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到92项,其中,涉企收费68项。下一步,将与有关部门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在财政部门户网站公开中央和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为什么在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给企业减负,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像整体性的减税和结构性的减税,但大家依然会觉得企业税负比较重?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经济现在处在一个调整期,波动比较明显,同时经济高速发展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红利开始减少,在效益向下走的时候大家对税负会更加的敏感。第二,我们这几年在给企业减税的过程中,税制方面是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营改增,营改增的出发点也有减税的意图,特别是要扶持的行业有针对性的减税,但是从感受上讲,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像物流业,他们觉得营改增之后税负是增加的。另外,现在各国在竞争上有点像我们当年的招商引资,这里就会出现减税之后大家的一个比较,此外也有其他方面成本降低的影响,在美国可能能源成本就比在中国更高一点,中国现在劳动力素质比较高,但是劳动力的成本也是在增加,这样会使得企业压力比较大。从正常的匡算,政府确实在减税,包括营改增当中要减超过5000亿,但是从企业经营层面讲,面对经济的波动期,各行业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普遍的感受还是需要进一步地减税。而且目前中国的营商环境当中,可能税收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让企业不堪重负,就是各种各样的费名目繁多,各地的情况又有很大差别,各种费加在一起之后,让企业更加感受到经营成本的居高不下。这次改革当中提到三去一降一补,一降就是降成本,成本之中在税收方面,在费方面降低的话,才能够让经济有更好的一个支撑,才能让资本愿意进入实体经济。

10月19日,记者从贵州省减税降费清费立税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预计2017年全省共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约413亿元,减轻收费、基金负担约24亿元,全省结构性减税减负的效应进一步显现。

  今年的“两会”上,最受关注的话题莫过于企业“减税降费”。
  此前,这一话题曾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及全国人大第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两次被提出,提问者质疑“减税降费”中最应受益的企业却并没有太多获得感。
  而这一话题也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们广泛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重庆市副主委,重庆市审计局副局长丁时勇在今年的提案中呼吁,要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张连起则表示,当前的中国经济需要“能感知、有温度”的财税改革。
  沉疴:“费”成企业心病
  2016年下半年以来,关于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负担重、成本高的讨论引发社会广泛反响。
  事实上,早在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就明确提出,取消一批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降低收费标准。随后,中央层面统一取消、停征、减免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496项,地方取消收费600项以上。2015年以来又出台了一系列减少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企业社保费用支出的举措。今年2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持续为实体经济减负。
  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的力度很大,但相关企业感受并不强。
  调查发现,很多企业负担重的背后,费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审计署2016年第三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在涉企收费清理规范方面,有关地区和部门仍存在违规收费或依托权力收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性收费不规范等问题,4个省的11个单位在国家明令取消、停征、免征后,仍违规继续征收或超标准征收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税费共计1.41亿元;两家单位依托行政权力或履职便利,违规向企业收费926.56万元;3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未按规定清理规范,仍由企业负担中介服务费1.35亿元;两家单位依托达标评比活动,自设名目向企业违规收费307.66万元。
  丁时勇表示,长期以来,收费多、收费乱已成为不少企业“心中永远的痛”,目前企业收费名目多、乱收费等问题依然突出,给企业加重负担。这不仅稀释了政策和改革的“红利”,降低了企业和百姓的“获得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市场发展环境,甚至严重影响和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张连起认为,制造业的“痛点”呈多因素交织:一是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杠杆率加大,现金流量趋紧,对税负更为敏感;二是居高不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用能成本、人工成本、物流成本、财务成本等形成的综合成本,令我国制造业积累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三是税收之外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生存空间。2012年至2015年,我国非税收入年均增长18%,而同期税收年均增长7.5%,可见企业喊疼的原因很大部分出在“费”上。
  改革:一揽子计划即将出台
  “应该说,近年来包括调高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实施固定资产折旧税前加计扣除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推进营改增全覆盖等政策措施,总体上呈现出明确的减税效应,比如以前购进固定资产、不动产不能抵扣,制造业购买技术、设计、咨询等服务不能抵扣,现在都可以抵扣进项税了,实际上相当于给制造业提供了一种税收优惠。”张连起表示。
  提供了税收优惠,为什么企业还喊疼?
  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表示,我国企业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企业对税费的痛感特别敏锐。“去年营改增减税5000亿,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企业,获得感肯定会有差异,因为增值税特殊的抵扣机制,对纳税人的会计核算和纳税管理的要求更高。另外,受投资周期、资本构成、管理情况以及营利能力等因素的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在不同的时间点存在一定的波动,并非每一个纳税人在每一个时间点税负都是下降的。在不同行业,情况也不尽相同。”他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除了税以外还有费,加上各种不合理收费转嫁到企业身上,企业感到的实际负担就重了。2017年,全国政协也将围绕营改增的执行情况开展监督性调研。
  但营改增只是迈出了税制改革第一步。
  “对‘减税降费’的讨论本身有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中国的发展,经济发展,首先是企业的发展。这些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企业对税费更加敏感。总的看,减轻企业负担涉及到振兴经济,这也是近期改革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我国的税收制度确实也需要不断地完善,按照我们目前的规划,2020年要实现税收法定,所以总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她还进一步透露,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要努力把企业负担降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三次打包一揽子修订一些法律,下放和取消了一系列的行政审批和资格认定,都是着眼于为企业减负的改革。另外,最近正在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也着眼于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围绕规范非税收入开展专题调研,推动企业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推进:稳政策,强执行
  “我建议,2017年降税减费要超过‘万亿规模’,如此才能符合社会预期,只有不让制造业‘下雨天背着稻草走山路,越背越沉’,才能使放水养鱼的政策导向落地生根,才能对内稳住投资,对外稳住资本外流。”张连起呼吁,要落准、落深、落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方略,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立竿见影”,尽快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他强调,要推进“有温度、可感知”的财税改革,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痛点”。针对营改增政策层面存在税率档次多、类似业务适用政策不一,以及免税、先征后返、虚拟抵扣、差额征税等优惠方式较多的问题,同时针对实践层面需引导企业用好用足增值税抵扣机制等问题:一是统筹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宏观调控需要等因素,适当简并增值税税率,将制造业最高边际税率17%归并为13%;二是对于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形成的留抵税额,超过4个月不能够抵扣的,予以退税,以盘活困难企业现金流量;三是调整、取消、规范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前在财政部目录的中央级政府性基金有23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有92项,两者之和115项,仅一个县网上公开的合法非税项目就有32项,其中大多属于涉企收费,要在2016年的基础上下调50%以上。除此,还要综合施策、精准施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等其他综合成本。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下大力气清理整顿“红顶中介”,通过国务院督查、政府专项审计等手段遏制名目繁多的收费,严肃追究乱收费部门的主体责任。降低“五险一金”为主要内容的人工成本。养老金缺口通过提高央企收益上缴比例和国资划拨社保账户补足。大力降低电价、天然气价格等直接成本,通过深化电煤价格联动,输配电价等改革,将用能成本在2016年基础上减少15%。第四,着力降低物流成本。逐步改革“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公路建设模式,缩短公路收费时间,降低收费标准。
  “减税降费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是一种有温度的财税改革。实体经济的阴晴,制造业的冷暖,正等待着这一政策温度的传递!”
  全国政协委员郭广昌也表示,当前,民营经济进入了由粗到精的转型期、提质增效的瓶颈期、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期,民营投资增速放缓,民间创新创业热情下降。他建议,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给民营企业比较清晰的预期,希望营改增等降低企业税负的政策执行能从上到下不走样、不变形,让民营企业有更多的政策获得感。
  丁时勇则建议,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政府收费项目必须做到“收费法定”,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应尽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的清费举措,实现“清费”与“减税”共同发力,从源头上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一些涉企收费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国务院部门必须带头治“费”,以“自我革命”破除部门利益。坚决取消事业单位不合理收费,即使是一些合法收费项目也要治理,要么暂停征收,要么彻底取消;坚决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让那些附着于权力的“红顶中介”的收费项目无所依附;坚决纠正行业协会商会强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行为,进一步厘清政府机关与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要建立规范的收费目录清单。对确需保留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政府要给企业一本“明白账”,将应保留的合理收费项目全部列入收费清单,说明保留的原因,并向全社会公开。凡是清单上没有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一分钱也不能收。要充分发挥审计、督查、主管部门的监督作用,加大对政策落地效果的监督检查力度,及时督促整改涉企收费中存在的问题。要重点关注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等情况,切实减少涉企收费自由裁量权。要强化信息公开,完善企业调查和举报平台,将收费问题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要建立健全对清理和规范收费政策措施落实不力的追责问责制度,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规问题,要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限期整改;对因不作为、乱作为导致的清理规范不到位,构成违纪的,应追究党纪政纪责任;对失职、渎职或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形成的乱收费行为,涉嫌犯罪的,应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责。
  而在刚刚公之于众的2017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减税降费”,也给出了更为具体的“操作步骤”。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多措并举降成本。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千方百计使结构性减税力度和效应进一步显现。名目繁多的收费使许多企业不堪重负,要大幅降低非税负担。一是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二是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35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项目要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各地也要削减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是减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性收费,清理取消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违规收费,推动降低金融、铁路货运等领域涉企经营性收费,加强对市场调节类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监管。四是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五是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舍小利顾大义,使企业轻装上阵,创造条件形成我国竞争新优势。
  利好已现,阔步向前。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减税降费和清费立税工作,将减税降费与清费立税工作相结合,不断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实现依法治税。

 

2013年8月至2016年5月,贵州省先后将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铁路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自2017年7月1日起,取消增值税13%的税率,四档税率兼并至三档,纳税人销售农产品、自来水等货物,税率降为11%。

 

实施营改增试点4年来,实现了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据统计,2013年8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贵州省实施营改增试点共减税约133亿元,惠及37.5万户纳税人,减税效果明显。

为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全省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再次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25%的比例。将贵阳市实施的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推广到全省范围实施。将2016年底到期的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延长至2019年底。

同时,积极清理规范行政收费、基金项目。2013年以来,省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从112项减少到7项,降幅达93.75%;政府性基金从20项减少到16项;为社会和企业减负23亿元以上。在财政部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张网”中,贵州省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数与周边省份相比最少,是全国最少省份之一。

此外,在推进清费立税方面,全省开展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进资源税改革、积极准备环保税开征工作,取得实效。其中,吨煤资源税费负担至少减轻1元/吨。对铁矿、金矿、铝土矿等21种其他矿产资源全面实施改革,涉及改革品目的资源税收入同比下降25.15%。

下一步,全省将继续深入推进减税降费和清费立税工作,通过落实减税降费的积极财政政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为培育经济转型升级新动能提供更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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